凌晨时分，日军发动了对郝海村的包围，战斗的枪声将八路军的官兵从休息中惊醒。村口的哨兵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火，紧接着，敌军的逼近让八路军迅速组织起突围。侦察队长孙绍荣率领侦察排掩护大部队撤退，然而在跃下交通壕、准备回头观察敌情的那一刻，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。痛苦中，战友们毫不犹豫地背起孙绍荣，匆匆向郭庄村跑去，在一位大嫂家中藏匿，躲过了日军的追捕。

为避免遭遇日军，大嫂的丈夫带着孩子已提前逃入山区，而大嫂因行动迟缓未能及时离开。当孙绍荣因失血过多无法行动时，大嫂和三名战友将他藏在床下，承诺待天黑后再来接他。大嫂迅速清理了院内的血迹，打开院门，之后她离开了家，直至门口才停下脚步，躲在墙角处观察敌情。不久，敌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……

此时，日军是否已进入大嫂的院落？为何大嫂选择敞开院门迎敌，而非紧闭大门？孙绍荣能否安然无恙？他们将如何面对这场生死较量？一位寡言少语的抗战老兵，孙绍荣，在半个世纪后，用细腻的文字回忆了这段生死考验。

1941年12月7日，珍珠港事件爆发，太平洋战争开始。1942至1943年，抗战形势愈加严峻，鲁西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艰难。日伪顽军占领了各县城，并在交通要冲及重要村镇建立了据点，对我方进行长时间的围剿。为了限制敌军的行动，并保护分散的抗日力量，人民群众依托特有的地形和地势，联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，利用沟壑和青纱帐的地理优势进行反扫荡。

那时，我作为冀鲁豫八路军教3旅9团的侦察队长，参与了多次游击战。某天清晨，部队在郝海村休整时，突遭敌军包围。警戒哨先后与敌人交火，枪声和敌情的快速接近让我们判断敌人大部队正在围攻。团领导命令我们立即向东南方向突围。我和我的侦察排首当其冲，穿越村外开阔地，跃进一条交通沟中。

当我们到达沟沿时，我停下脚步准备查看敌情，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颗敌人的三八大盖子弹击中了我的右腿，鲜血迅速浸透了裤脚。我努力挣扎想要站起来，却因为伤势过重无法行动。于是，我命令队员们分批掩护，带着我迅速撤离。

朱兴镇、刘光同和路永振三名战友，不顾一切背起我，托住我的伤腿，迅速奔向郭庄村。在那儿，我们被一位热心的大嫂收留，她将我藏在床下，并安排我们等天黑后再接我离开。

大嫂面对敌人的逼近，先清理了院内的血迹，并敞开院门，假装村里人已经全部撤离。当敌人进村时，幸好他们并未逐户搜查，而是急匆匆地穿过村子。

大嫂在我藏匿的床下轻声安慰：“敌人过去了，但后面可能还有。再等一等。”她还为我端来了热腾腾的荷包蛋。那时，我发现她并非我想象中的老妇，而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。她的体态和服饰，甚至透露出她在战争年代不得不隐瞒身份、装作年长的无奈。

大嫂的细心照料让我稍感安慰，尽管我因失血过多，几乎无法再保持清醒。夜幕降临，战友们回来接我时，我已在担架上半昏迷状态。尽管如此，我心中无比感激这位无私的救命恩人。

三天后，我被转移到根据地后方医院，接受简陋的治疗，伤势虽然没有立即致命，但依然严重。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当地村民悉心照料我们这些重伤员。然而，由于医疗资源极其紧张，我的右腿伤口因为没有及时治疗，伤口化脓，情况极为严重。直到半年后，经过数次手术，我的伤情才有所好转。

伤愈后，我继续为八路军工作，而郭庄大嫂的身影始终留在我心中。为了感谢她救命之恩，1944年我决定回访她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成行。直到许多年后，当我有机会重新探访郭庄时，却得知郭大嫂已经去世，孩子们也失去了踪迹。这让我深感遗憾和悲痛。

这段历史如影随形，虽已过去多年，郭大嫂一家对我的帮助与关怀始终铭刻在心。抗战时期，正是无数像她一样的普通人民，在生死存亡之间，挺身而出，才成就了胜利。她们的无私奉献，是我们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石。